华国锋之所以赢得毛主席的青睐，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所从事的工作始终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相契合。
此外，华国锋性格朴实忠诚，始终秉持真诚为本，决不施行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伎俩，堪称不偏不倚的君子。这一点，正是他赢得毛主席深信不疑的关键所在。
01
文革动荡中持续攀升
在华国锋致力于湖南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和水利建设之际，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毛泽东亲自修订的著名《五一六通知》。自此，一场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全面展开。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各地的各级干部普遍遭受了冲击。然而，华国锋在那一时期仅遭遇过两次轻微的冲击：
一次，我遭遇了来自湖南红卫兵组织“省无联”的一阵短暂“炮轰”，然而这一风波很快便平息。
另一次则是“造反派”要打倒中共湖南省委另一个负责人，而华国锋表示反对。
鉴于华国锋深知毛泽东曾明确表示不赞同推翻这位负责人，他语气坚定地表示：“毛主席若有所不允之事，我辈绝不敢轻率举双手。”
为此，华国锋亦遭受了“造反派”的猛烈攻击。然而，这种攻击很快便平息了。
1941年，华国锋于山西交城关头村。
鉴于华国锋在“文革”期间并未遭受显著冲击，他于1967年7月21日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指定成员，赴京参与由该小组安排的湖南两派别间的谈判活动。
1967年8月之初，“中央文革小组”便对解决湖南问题作出了重要决策。
在周恩来同志的推荐下，华国锋同志被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负责人。由此，华国锋同志成为了湖南省首位获此殊荣的省级领导干部。
在约翰·加德纳所著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中，这位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曾如此表述：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华国锋似乎并未遭受太多冲击，反而在动荡之中稳步攀升，威望与日俱增。这背后的一大原因或许在于，他得到了毛主席的庇护。
然而，湖南省的“造反派”之间纷争不断，导致该省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工作拖延许久，未能及时成立。在全国范围内，湖南省的“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间相对较晚，位列29个省市中的第19位。
1968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共同签署了《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在审阅该文件后，毛主席亲笔批示“照办”二字，彰显了他对该决定的明确支持。
文件明确指出，需“全面揭示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并对“党内少数秉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王延春等人”进行深刻批判。同时，文件宣布，“中央已正式批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名单”。
两天后，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由黎原担任主任一职，龙书金、华国锋、章柏森则共同担任副主任。
于是，华国锋晋升为湖南省的“第三号人物”，负责领导农业工作。
1951年，华国锋任湘潭县委书记。
02
扩建韶山纪念地
华国锋就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一职后，投入了极大的精力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
在1968年冬到1969年初，华国锋组织了湖南各地4万多农村干部前往山西大寨参观学习。华国锋在湖南树立了新田县和安乡县作为“农业学大寨”的样板。
毛主席听闻此事后，不禁称赞道：“你们南有新田，北有安乡，实在是好得很！”
自1970年7月起，华国锋肩负起湖南“欧阳海灌区”工程总指挥长及党委书记的重任。这项工程与韶山灌区相媲美，同样是一项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华国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全力以赴投身于这一重大工程的建设之中。
在毛主席莅临湖南进行视察之际，他向华国锋同志提及了有关舂陵河的典故。舂陵河，作为湘江的重要支流，蜿蜒流淌于“欧阳海灌区”的腹地。
毛主席曾言：“古有舂陵之士，行善积德，深受世人敬仰。为纪念其德行，众人遂以‘舂陵’二字命名此河。由此可知，行善者必得人民之尊敬。”
毛泽东说这些话，透露了他对华国锋的实干精神的赞赏。
华国锋在湖南期间，亦着力推动一项重大工程：亲自主持韶山革命纪念地的扩建工程。
自1950年起，韶山便着手对毛主席的故居进行修缮工作，该故居在“文革”期间一度更名为“旧居”。
游客们纷至沓来韶山，主要目的便是参观毛主席的故居。
1961年三月，毛泽东同志的故居光荣地被纳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行列。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向毛主席的故乡进行参观，人们渐渐感到，仅仅参观毛泽东同志的故居已不足以满足需求。在此背景下，在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提议下，韶山决定修建“毛泽东同志革命实践活动陈列馆”（后更名为“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该陈列馆选址于距毛泽东故居仅一里之遥的引凤山脚下。
在“文革”那个波澜壮阔的时期，成千上万怀着虔诚信仰的红卫兵与参观者们，如同潮水般涌入韶山。
1967年12月26日，正值毛泽东同志七十四载华诞，长沙至韶山的铁路线宣告全线贯通。在韶山火车站，一座高达12.26米的毛泽东同志塑像巍然矗立。
显而易见，这12.26米的数字，蕴含着毛主席诞辰之日的深刻寓意——12月26日。
因此，单有毛泽东同志的旧居以及毛泽东同志革命实践活动陈列馆尚觉不足，于是在1969年，由华国锋同志主持启动了“韶山革命纪念地扩建工程”。
当时的报道称：
1969年，韶山革命纪念地的扩建工程拉开序幕，首要任务便是确保韶山冲区域内，尤其是毛主席旧居周边，能够保留其原有的风貌。
探讨建筑方案之际，华国锋同志适时告诫我们：
韶山，作为一处革命圣地，其陈列馆的建设绝不应追求豪华与宏伟，避免高楼大厦与富丽堂皇的设计。在打造韶山革命纪念地时，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并深刻领悟毛主席那首著名诗篇《七律·到韶山》中“喜看稻菽千重浪”的内涵与精神。我们要着力保护韶山的革命风貌，精心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同时秉持节约为先的原则。
为确保最终确定扩建计划，1969年春季，华国锋同志亲赴韶山。他不顾旅途的辛劳，甫下车便即刻寻找韶山相关领域的负责人员，聆听他们的详细汇报。紧接着，他徒步攀爬至陈列馆后方的高地，实地考察地形。
当时，有人质疑，该山窝面积有限，扩建恐难实现。华国锋同志便亲自动手，以步为尺，逐一丈量山窝面积，继而再用皮尺精准测量，最终以实际行动说服众人，证明扩建所需的施工面积绰绰有余。
临走时，他还再三强调，韶山的一草一木，都要注意保护，并指着山上的树林叮嘱说：这东边的树要保留，西边的树也要保留，几棵大松树尤其不能动。
随后，我们遵循华国锋同志所制定的规划展开行动，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大家纷纷表示，多亏了华国锋同志的及时指导，我们的陈列馆建设得以充分展现毛主席的伟大意愿，成功保留了韶山的革命风貌。
1969年1月14日，华国锋于长沙亲自主持了“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纪念馆”的奠基誓师大会。该纪念馆所在地——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乃毛泽东同志当年所创立，坐落于长沙的清水塘。面对零下四五摄氏度的严寒，华国锋挥锹破冰，亲力亲为，为纪念馆的奠基仪式贡献了力量，并为其铺下了坚实的基石。
1955年，在视察行程中，毛泽东与湖南省委的领导同志进行了交谈，其中左侧第一位的是华国锋同志。
03
毛主席介绍华国锋
1969年四月，华国锋的名字荣登中共九大主席团的名单之列，亦收录于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名录之中。
自此，华国锋的身份由“列席”转变为“正式成员”，正式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一员。
华国锋晋升为中共中央委员后不久，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于庐山隆重召开。
在华国锋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际，一场激烈的斗争随即展开。
在会议期间，毛主席对林彪图谋篡位的阴谋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并撰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对林彪集团的核心成员陈伯达造成了重创……
在如此激烈的斗争面前，华国锋自然而然地坚定地站在了毛主席的身边。
1970年秋季，华国锋临时代理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主任一职。
自中共九大召开之后，党开始着手全面重建各级委员会的组织架构。这一重建工程自上而下有序推进，首要任务是恢复和重建省、地、县三级委员会。
湖南省在建立“革命委员会”时虽然落后，在全国排名第十九，而在重建省委时却一马领先，成为全国第一个建立的新省委。
1970年11月24日至12月4日，在长沙隆重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华国锋同志在会上发表了题为《高扬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为实现九大所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而努力拼搏》的重要讲话。
会议认为，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通过“斗批改”，整个国民经济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会议讨论制定了今后一个时期全省的工作任务：一、继续深入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二、继续搞好“斗批改”；三、掀起工农业生产高潮；四、加强党的领导。
在会议中，中共湖南省第三届委员会得以产生。紧接着举行的三届一次全会上，华国锋被选为第一书记，卜占亚担任省委书记，杨大易则成为省委副书记。
中共湖南省委重建之后，华国锋迎着寒风，带领省委委员们去毛主席故乡韶山，在那里举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全会，这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决心。
不久之后，华国锋身兼数职，不仅担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同时亦成为湖南省军区的一把手，担任第一政治委员。
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在与斯诺的对话中，特别提到了华国锋的名字。随着斯诺撰写的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刊登，华国锋首次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
毛主席在跟斯诺谈话时，谈到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接下去的谈话如下：
斯：当时湖南的报纸为何没有报道，是否与刘少奇的干预有关？
毛：这其中的道理，自然不仅如此。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立场颇为强硬。宣传部、组织部，乃至省委本身，都曾遭遇冲击。然而，我们不能仅凭一桩事件便轻率下结论。湖南省亦涌现出了一批杰出人物，其中第一位便是湖南省委现任第一书记——华国锋同志，他是一位资深的革命家……
毛泽东以亲切的口吻将华国锋昵称为“老人”，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华国锋的重视与信任。尽管华国锋当时年仅49岁，尚不足以被称作年迈之辈，但毛泽东所言之“老人”，实则是指“老练之才”的意味。
1970年，华国锋长沙郊插秧
04
华国锋的平民情怀
通过毛主席与斯诺的对话，我们可以窥见毛泽东对华国锋的深刻好评。华国锋之所以获得毛泽东的青睐，其根本原因在于他长期以来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他所从事的工作始终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相契合。
此外，华国锋性格朴实忠诚，从不玩弄两面三刀的花招。这一点恰恰是他赢得毛泽东信赖的关键所在。毛泽东多次高度评价华国锋，称他是一位老实可靠的人。
华国锋晋升为“英明领袖”之际，起初确实赢得了广大民众的热烈拥护。其背后的原因之一，便在于华国锋本人性格朴实无华。
华国锋怀揣着宝贵的“平民情怀”。即便官职不断提升，他依旧坚守着“平民作风”。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一幅华国锋协助一位老妇人拾取蔬菜的宣传画尤为引人注目，这幅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的“平民情怀”。
于湖南湘潭之地，流传着一段华国锋与三位孤儿的感人故事：
1951年6月，华国锋调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他到任才一个月，便在湘潭医院门口见到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华国锋把这个小女孩收留，请县招待所负责照料。
随后，在当年的10月与12月，华国锋再次收留了在湘潭街头偶遇的两个孤儿。他分别为这三个年龄分别为9岁、8岁和3岁的小女孩取名为华平、华清、华湘。其中，华清和华湘不幸双目失明。
华国锋决定由政府拨款抚养三个孤儿，并托付湘潭县招待所的职工刘秀英照料，而他自己仍不断关心这三个孤儿。后来，这三个孩子都相继成人，结婚成家。
华国锋平日鲜少留驻机关，他常身居乡野。其衣着素净，身着粗布衣衫，脚踩布质鞋履。
众人仍清晰地记得，1966年，华国锋同志在湖南郴州、衡阳地区的“欧阳海灌区”辛勤工作的场景：
华国锋同志在生活中展现出简朴刻苦、不事张扬的作风，此等品质给他人的印象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在那段居于指挥部的时光里，他始终保持着严谨自律的态度，坚持亲自提水洗衣，与民工们一同在食堂排队取餐。
偶尔外出巡视工作，他人提议为他增添几道佳肴，他却总是婉拒。
常宁县白沙公社有这样一个传说：
灌区筹建初期，一天，华国锋同志和指挥部几位同志乘坐一辆敞篷大卡车出发到桂阳湖溪桥去为大坝实地定点，路经白沙公社吃午饭。
华国锋同志担心公社的同志会对他给予特殊关照，因而特意叮嘱不让给公社打电话。
恰逢公社的领导同仁悉数外出，留守的仅有一位工作人员。此位工作人员未曾有幸一睹华国锋同志的风采。
当时天下着毛毛雨，车子停稳后，跳下六七个人，手里都挽着雨衣。为首的一位身材魁梧、满身泥迹的同志，热情地和这位工作人员握手，讲明来意。
这位员工迅速为他们备妥了家常便饭。用餐过后，他们便如数支付了餐费。
在离别之际，那位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紧紧握住那位工作人员的手，深情地道谢。
事后，这位工作人得知他就是省里的华书记，感动得到处逢人便说：“华书记可朴素啦，做着大官不像官，不坐小车坐卡车，这样的领导，真好啊！”
即便那回忆录是在“推崇华国锋”的狂潮中问世，其内容总体而言，仍与事实相符。
华国锋屡次以一名普通家长的身份，亲临学校参加家长会，其情其景，实为感人至深。
在华国锋担任湖南职务期间，他的子女们陆续就读于长沙北区中山路小学。华国锋曾多次亲自前往学校，耐心地向老师们征询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他的子女在校期间，未曾获得任何特殊优待。华国锋先生曾荣幸地被该校评选为“杰出家长”。
1974年3月21日的夜晚，北京166中学举办了一场针对1973届高中毕业生的家长座谈会。华国锋最小的女儿苏莉亦在此届毕业生之列。接到学校的邀请后，华国锋亲自步行至该校，并在教室的后排找到了自己的座位。
彼时的华国锋同志，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却仍保持着一位普通家长的姿态，亲自参加家长会。
彼时，恰逢毛泽东同志倡导青年学子投身“上山下乡”的号召之际。校方领导特地邀请华国锋同志发表讲话。
华国锋以一位父亲的身份发表看法：“小莉是我最年幼的女儿，家中唯有她一人。我依然坚定地支持她追随毛主席的指引，踏上上山下乡的道路。”
不久后，小莉选择落户于北京市平谷区的许家务大队，开始了她的新生活。
1975年2月5日清晨8时整，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祥偕同几位大队干部莅临北京，展开家庭访问。华国锋同志以一位亲切的家长形象，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的到来。
在交谈中，陈永祥从华国锋处获悉，前一晚，辽宁营口及海城地区遭遇了地震。华国锋正急切地准备搭乘飞机前往灾区。尽管他深知自己仅有短暂的待客时光，他却坚持利用这宝贵的片刻来亲自接待他们，因为他深知自己作为一位领导，有责任亲自迎接他们的到来。
1976年8月4日，在唐山遭受那场震惊世界的地震不久，华国锋同志便迅速赶赴灾区。
华国锋驾驭一辆北京吉普，于唐山废墟之间疾驰，现场指挥抗震救灾的各项工作。
当华国锋向群众发表讲话时，余震发生了，附近的屋架倒塌，发出响亮的轰鸣声。华国锋仍坚持讲话，鼓励大家战胜自然灾害……
2006年，为了纪念唐山地震30周年，一篇署名为智青仁的《唐山大地震中与华国锋的零距离接触》，回忆了当时赶往唐山的华国锋：
随着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的临近，我不禁回忆起那段与华国锋先生近距离接触的难忘往事，那是在地震发生后不久的时光。
1976年8月4日上午，正在忙于抗震救灾的开滦吕家坨矿接到上级通知——下午，中央领导来矿视察（没说哪位领导）。
8月4日的午后三点左右，骄阳似火，烈日炎炎。一支由二十余辆军用吉普车组成的浩荡车队依次驶入开滦吕家坨矿的东大门，径直开至矿办公楼广场上由简易棚搭建而成的抗震救灾指挥部门前，车辆遂然停下。
在翘首以盼的领导层和我们的工作人员眼中，第一个走出车厢的人竟然是时任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这一幕顿时引发了大家普遍的惊喜与激动。
陆续步出车厢的，还包括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谢静宜、煤炭部部长肖寒、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以及来自北京军区、省军区和国务院相关部委的各位领导。此外，唐山市委书记许家信、开滦党委书记赵成彬等亦随行列队。
时任开滦吕家坨矿党委书记的马庆云，热情地将各位领导引领至由简易棚搭建而成的抗震救灾指挥部，该指挥部南面敞开，宽敞明亮。
待领导落座，他随即向华国锋总理详细汇报了吕家坨矿在抗震救灾工作中的进展。在场的我，作为矿办公室的一员，有幸被指派负责现场记录，得以近距离（约两米之距）目睹并亲耳聆听华国锋总理在吕家坨矿的言行举止。
华国锋当天身穿一身灰色中山装，由于天气炎热，加上纽扣没有解开，因此满脸淌着汗珠。他的面色红润且严肃、凝重。他最关心的是职工群众的生活问题。
当他问到生活用水是否解决时，马庆云回答已经解决并当即把已倒在大瓷碗的热水端到几位领导面前，请他们品尝。
华国锋拿起那只硕大的瓷碗，一饮而尽，随即点头微笑，脸上流露出满意的表情。与此同时，副总理陈永贵亦举碗畅饮，一碗之酒尽入喉中。
随后，华国锋就地震发生前后的矿井状况、所受损失、设施损毁、生产受影响以及抗震救灾措施等方面，逐一进行了详询，马庆云对此进行了详尽的汇报。
恰在此时，我捕捉到了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鲜为人所察觉。
当时，或许是急于将矿山所有状况一五一十地向总理汇报，这位解放前出身的老工人矿党委书记的发言始终未曾间断，以致忽略了给总理留出插话的空间。
这时，坐在马庆云身后，拿着本子等待记录总理指示的煤炭部长肖寒有点着急，于是就在后面用手拉了一下马庆云，示意他多听总理的指示。
他回望肖部长，似乎并未察觉到任何异样，便毫不犹豫地继续汇报，语气流畅，毫无停顿。我站在一旁，目睹这一幕，忍不住差点笑出声来。
后来华国锋停止了问话并作了重要指示，主要精神是要求广大职工要采取有力措施，抗震救灾，恢复生产，早日出煤。
随后，在局、矿领导的陪同下，我们步行至受损的矿井主井井架以及洗煤厂厂房前，实地查看了破坏情况。期间，我与矿洗煤厂及机电科的几位中层领导进行了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具体情况，并表达了自己的期望。
大约在四点钟左右，华国锋等领导人带着对广大开滦矿工的深厚期许，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吕家坨矿。
在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亲临视察之后，开滦吕家坨矿的全体职工备受鼓舞，以此为契机，他们振奋精神，掀起了抗震救灾和恢复生产的崭新高潮。一连串恢复生产的喜讯接踵而至，捷报频传。
至1976年11月28日，开滦煤矿已成功实现全面生产的首次恢复。次日，11月29日，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节目中，亲自聆听了国务院特发给开滦吕家坨矿的庆贺电文。同日，《人民日报》亦予以刊登。
在毛主席病重之际，当他看到《人民日报》上华国锋同志在唐山的照片，不住地点头表示赞许……
正因华国锋在个人品行上展现出令人敬佩的特质，毛泽东便赞誉他为“老实人”。
中央警卫部队退役战士回忆：
在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及中央军委主席期间，尽管公务繁忙，他却时常亲力亲为，亲自操持洗衣事宜，并亲自率领战士们进行大扫除。
他对下属始终保持着和颜悦色，乐于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克服生活中的种种难题，以及在学习上的挑战。对于下属提出的签字或合影请求，他总是有求必应。
正因华国锋怀揣着“平民情结”，故而广大民众对他常怀好感。
05
华国锋入中央自湖南来
1971年2月，毛泽东亲自提名调华国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后来升任组长），主管全国农业、财政、商业方面的工作。
由此，华国锋从县委逐级晋升至地委，再从地委跃升至省委，最终迈向国务院，每一步都稳健地攀登着阶梯，直至踏入中央的殿堂。
此刻，华国锋同志仍身兼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重任。中共湖南省委的日常工作则由卜占亚同志主持。
此刻的华国锋虽身处北京，却亦不时往返于湖南。
1971年四月，毛主席莅临长沙，目睹数位湖南接待人员胸佩毛泽东像章，遂以“讨嫌”之词相告，嘱其即刻摘除。
入住湖南省委招待所后，毛泽东便将自己研读过的那本16开本的《共产党宣言》赠予了招待所的员工，并叮嘱他们务必潜心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毛泽东在这些细节中，显露了他对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理念以及学习毛主席著作时所谓的“走捷径”方法的明显反感。
1971年8月14日，毛主席乘坐专列，从北京出发，踏上了为期约一个月的神秘南巡之旅。
8月16日，毛主席莅临武汉，逗留逾十日之后，转赴长沙。在长沙停留五日，毛主席于8月31日启程前往南昌。
华国锋作为随行人员，随同毛泽东走访武昌与长沙，聆听其深入浅出地讲述党的光辉历程及庐山会议的点点滴滴。
毛泽东此次南巡，旨在向各地区的党、政、军领导层传达重要指示，进行“打招呼”与“吹风”。其目的在于从思想与组织层面，全面解决去年庐山会议未能彻底了结的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相关事宜。
8月25日，毛主席对华国锋说：
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主席的这句话，瞬间唤醒了华国锋的警觉，让他深刻认识到，当前最为关键的首要任务，便是路线斗争。
毛主席这次来长沙，气氛显得非常严肃，非同往常。毛主席在长沙中共湖南省委大院旁的九所下榻。他一到九所，便和华国锋以及卜占亚作了一次谈话。
广州军区兼广东省负责人刘兴元、丁盛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负责人韦国清奉毛泽东之命赶来长沙。毛主席和他们谈话一次。
最终，毛主席再次与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以及韦国清进行了集体交流。
毛主席当着华国锋等人的面，毫不留情地质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
如此难得的机遇，得以聆听毛主席的教诲，华国锋深刻认识到毛主席正与林彪反革命集团进行着一场坚决的斗争。
毛主席对华国锋等人说：“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随后，毛泽东亲自领唱，高声吟唱了《国际歌》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两首歌曲。
毛主席离开长沙，前往南昌之际，华国锋迅速作出指示，要求在湖南省范围内广泛推广学唱《国际歌》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两首歌曲。
继而，众人逐渐领悟，毛主席此番言论被称作“吹风”，亦或是“打招呼”。在此期间，毛主席与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多次谈话被整理汇编成《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毛主席在谈话中直接提及林彪。
此次庐山的争斗与前九次截然不同。前九次均已得出定论，而此次在保护林副主席的过程中，并未对其个人作出评判，尽管如此，他理应承担相应责任。
如何处理这些人？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教育原则。至于林某，我们仍需保护。
无论何人犯有过失，若不强调团结协作，不遵循正确的路线，恐怕总是不太适宜。
自返京之后，我计划与他们再次深入交流。即便他们未曾主动联系我，我亦将主动迈出步伐，与他们进行对话。
有些或许能够挽救，而有些或许无力回天，这一切取决于实际情况。
前路分两条，一则可变，一则难变。一旦犯了重大原则性的错误，或是路线、方向上的偏差，身为领军人物，即便悔改，亦颇为不易。
在历史长河中，陈独秀是否有过改变？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等人是否也进行过自我修正？答案是没有。
我与林彪谈过，他言辞有失妥当。
显然，他提到的全球数百年、我国数千年间才诞生的天才，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例，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从列宁到斯大林的时间跨度不过一百年左右，怎能断言数百年才有一位天才诞生呢？
怎能以千年一遇的频率来衡量，我国历史上涌现出陈胜、吴广，洪秀全、孙中山等杰出人物呢？
何须提及“顶峰”与“一句顶一万句”的言辞，你恐怕言过其实了。一句便是一句，又怎能比拟于万言呢？
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
何为“大树特树”，自称“树我”，实则不知“树”的何人，无非是“树”他自身。再如称“人民解放军”为我所缔造并领导，林某亲自指挥，岂不知，缔造者怎能同时又为指挥者？缔造之事，岂能仅由一人之力？
毛主席亲自吟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旨在强化“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原则精神；而高唱《国际歌》，则是为了阐明世间并无神仙皇帝，唯有依靠自身力量拯救自己，从而对林彪的“天才论”进行深刻批判。
在与华国锋的交谈中，毛主席曾言：“在这紧要关头，叶剑英的贡献不可忽视。”
华国锋虽然跟叶剑英不熟，但是毛泽东的这句话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时倚重叶剑英，最初就是始于毛主席的这句话。
1971年冬，在全国开展批判林彪的“批修整风”时，华国锋带领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和一部分地、市委书记冒着严寒，前往毛泽东故乡韶山，在那里举办学习班。
1972年3月26日，我国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不幸去世，期间曾由李震暂代职务。随后，毛主席亲自提名，任命华国锋同志接任公安部部长一职。
谢富治，1909年诞生于湖北省黄安（现更名为红安）县城区的一个贫瘠农家。自幼年起，他曾从事木匠这一行业。1930年，他投身工人纠察队，同年正式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翌年，即1931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历经长征与解放战争，屡建赫赫战功。自1952年起，他担任中共云南省委的第一把手。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此后，他先后担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内务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任公安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以及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要职。
在“文化大革命”中，谢富治追随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迫害老干部，镇压革命群众，参与一系列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1970年，谢富治不幸患上胃癌，接受了手术治疗。尽管医护人员竭尽全力治疗，但由于癌细胞扩散，病情始终未能得到控制，最终于1972年3月26日在北京辞世。
尽管华国锋从未从事过公安工作，但还是被毛泽东提议担任公安部部长这一职务。公安部部长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华国锋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06
毛主席安排了党、政、军接班人。
如前所述，毛主席第三次确定的接班人为王洪文。
毛主席当时在选择接班人时，考量周全而深远：1972年9月7日，他自上海调任王洪文；1971年2月，又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此外，毛主席同样重视早在1969年7月便自沈阳迁至北京的李德生。
李德生，1916年出生，年长华国锋五岁，籍贯河南新县，是我国解放军的上将。他于1930年投身红军，并于1932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李德生凭借战功逐级晋升，从排长到连长，再到营长和团长。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已晋升为第二野战军的师长。1951年，他参与抗美援朝战争，担任副军长一职。归国后，他被擢升为军长，并进入高等军事学院深造。学业有成后，他继续担任军长一职。
李德生因成功主持总结“郭兴福教学法”，该教学法引起了广泛关注。自1968年起，历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及沈阳军区司令员。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毛主席起初对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的选拔，旨在分别担任党、政、军三方面的接班人。
早在1970年8月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已经显露出安排李德生作为军队方面接班人的意向。
当时正在出席会议的李德生突然受到周恩来的召见，周恩来向他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要李德生速去北京，换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上山开会。
黄永胜是林彪集团的主将之一。毛主席把黄永胜调上庐山，和林彪、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一起接受批判。
在“九一三”事件的前夜——1971年9月12日中午12时，毛主席的专列从上海驶抵北京丰台车站。
毛主席在专列上接见了奉命赶来的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毛主席命令李德生马上调一个师到南口，以防林彪进行武装政变。
当天深夜，当林彪乘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时，周恩来立即命李德生前往军委空军司令部坐镇指挥……
所以，毛主席安排李德生作为军事方面的接班人的意图，可以说是十分清楚的。
毛主席调华国锋来京，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公安部部长，是打算安排他作为国务院方面的接班人。
毛主席从上海调来王洪文之后，先是让他在北京“读书”，出席各种会议。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
这一决定，实际上就是“预告”了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将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至于李德生，原本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也就是在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成立了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毛泽东提议王洪文为这个准备委员会的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
毛主席的这一提议，清楚地透露了他要安排王洪文为党的接班人的意图。
果真，1973年8月31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五位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名列第二，而李德生名列第五：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也就在这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对于华国锋来说，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中共的领导核心，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步。但是，他没有像坐了火箭、一下子成了“第三号人物”的王洪文那样引人瞩目。
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主席。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
张根生曾这样回忆当时与华国锋的交往：
1973年6月全国召开知青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我找他个别谈过一次话，向他谈了中央派赵紫阳回广东工作时，周总理亲自向丁盛明确说了中央决定叫赵紫阳负责省委全面工作。赵也在现场。
而丁盛回来在会上却宣布赵紫阳只分管省革委会的全面工作。
赵对农村工作是很熟悉的，但他提出的一些意见不被重视。
谈话后华就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事情很快得到解决。中央立即决定任命赵紫阳为省委第一书记，免去了丁盛的职务。
在那次会议中间，当时任浙江副省长的冯白驹同志在北京突然病逝了，华国锋、纪登奎找我去参加给白驹同志作生平的评价，纠正了原来1958年广东省委对冯白驹同志的错误决定，作出了比较公正的结论。虽然没有宣布完全平反，但在那时也算比较好了。
07
华国锋历史性的一天
毛主席在安排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在党、政、军三方面接班之外，又考虑起用了邓小平。
那是在“林彪事件”之后，王震从江西回到北京，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的情况，力荐邓小平。
这样，邓小平在1972年8月3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再次肯定他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1972年8月14日，毛主席就邓小平8月3日给他的信作了批示，成了重新起用邓小平的讯号：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
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其实，毛主席在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前的20多天——1972年7月22日，就曾对陈云的来信作了批示。
当时，陈云跟邓小平一样，也被“下放”到江西。1972年7月21日，陈云给毛泽东并中央写信，谈了他在江西南昌郊区的情况，请求中央根据他的身体情况，给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
陈云在信中写道：
如果没有适当的工作分配，可否参加北京老同志学习班？
参加学习班之后，可否在我身体还能走动的几年，在春秋季节仍到外地下面去看看？
如果可以这样办的话，因为我不能坐飞机，可否破例在往返的路上给一个能烧暖气的公务车，避免受冷感冒，也可延长一点在外地走访的时间。
翌日，毛主席便在陈云来信上批示：
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毛主席又在陈云来信的信封上批示：“请总理办。”
由于有了毛主席的批示，陈云离开江西，回到了北京。
陈云能够从江西回到北京，这是一个重要的讯号。于是，邓小平给毛主席写了信，同样也从江西回到了北京。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根据毛主席批示精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
不久，中共中央作出了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决定。这样，毛主席又从江西调来了邓小平。
1973年12月22日，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
1974年10月4日，毛主席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1976年，毛泽东与华国锋在一起
所以，一时间分别从上海、江西、辽宁、湖南调来的王洪文、邓小平、李德生、华国锋，构成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布局。
很快地，在新布局中产生了新的斗争：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在政治局里与周恩来、邓小平“对着干”。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充满尖锐的“对着干”的紧张时刻，毛主席却于1974年10月13日离开了北京，前往湖南长沙。
毛泽东这次去长沙非同往常，他在长沙住了114天，直至1975年2月3日才离开那里回到北京。
虽然华国锋已经在中央工作，但是他一直兼任中共湖南第一书记（直至1977年6月）。他精心地安排、照料毛主席在长沙的衣食住行。
毛主席在长沙住那么久，一方面这里固然是他的故土，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华国锋的信赖。
就在毛主席离开北京才十几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借口所谓“风庆轮事件”，跟邓小平大吵起来。
当天夜里，江青和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密商，派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主席告邓小平的状。王洪文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从此，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动摇……
在1975年1月，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变化：
在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批准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的请求；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四人帮”和邓小平“对着干”，先是“四人帮”处于劣势。
但是，后来邓的工作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不符合毛主席的意图，“四人帮”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邓小平打了下去。
在那些“对着干”的日子里，“四人帮”和邓小平两败俱伤，处于中间、既不倒向“四人帮”也不倒向邓小平的华国锋脱颖而出，成为接班人的最佳人选。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加德纳所著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中，曾对华国锋这样加以评论：
尽管华国锋1976年的提升可能是左右两派妥协的结果，但是也说明了他受到双方的信任。
他可能缺乏邓小平的敏锐与智慧，不及“四人帮”的宣传能力，但是他有很高的组织才能，这一点在他的事业的每一阶段都给上级留下深刻的印象。
作为农业专家，他在具有绝对重要性的这一基本领域中拥有专长。但是他的兴趣和经历又远远超出了这一部门。在所有政治领域中，他唯一不能胜任的是外交工作。
1976年1月8日，当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国务院总理空缺。
1976年1月21日，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出请毛主席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毛主席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邓小平专管外事。
就这样，这一天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毛主席的提议。
1月31日，毛主席在《毛远新关于传达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问题请示报告》上作了批示：
已阅，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即197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正式通知全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这样，华国锋便超越了毛主席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王洪文、第四次选定的接班人邓小平，成为毛主席第五次选定的接班人。
不过，华国锋还只是国务院的代总理。这个“代”字，意味着毛泽东还要对华国锋能否全面领导这么一个大国进行观察。也就是说，华国锋尚处于“实习期”之中。
1976年4月初，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天安门事件”。毛主席下令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月7日，病中的毛主席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紧接着又补充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4月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对于华国锋来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他被正式确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
当时华国锋在国外的知名度并不高。外国记者很惊讶中国突然“冒”出个华国锋，称华国锋为中国政坛上的一匹“黑马”。
5个月之后，毛主席去世，“四人帮”被抓，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被选举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待1977年中央全会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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